制长桌旁坐满了各色客人。我们选了角落的位置，点了啤酒和小食。尤尔根喝了一大口啤酒，舒了口气：“有时候觉得，数学之外的世界越来越吵了。”
伊丽莎白转动着酒杯：“我父亲在报社工作，他说最近政治新闻的篇幅越来越大，观点也越来越……极端。”
“柏林也一样。”我说，“街头的口号，集会的喧嚣。但大学里暂时还算安静。”
“希望如此。”尤尔根摇头，“不过慕尼黑毕竟是……运动兴起的地方。大学里也有学生团体开始活跃，穿褐衫，喊口号。我们数学系还算好，哲学系和历史系那边争论得很厉害。”
伊丽莎白点了点头。“有些教授开始夹杂一些……与学术无关的评论。关于‘德意志科学’、‘纯粹性’之类的。”
“愚蠢。”尤尔根嗤之以鼻，“科学就是科学，哪来的‘德意志’或‘犹太’之分？爱因斯坦是犹太人，他的相对论难道是‘犹太物理学’？荒谬！”
“小声点。”伊丽莎白看了看周围。
“选择忽略噪音是最优策略。”我说，“专注可解决的问题。”
伊丽莎白看了我一眼，若有所思：“但有些噪音，可能会改变解决问题所依赖的公理体系。”
她说得对。如果整个社会的“公理”——基本的价值前提和规则，被暴力修改，那么即使是最纯粹的数学研究，也可能失去其赖以生存的土壤。冯·诺伊曼选择离开，或许正是基于这种计算。
“所以我们得在改变发生前，尽可能推进研究。”尤尔根举起酒杯，“为数学，为还能安静思考的日子。”
我们碰杯。啤酒的苦涩在舌尖蔓延，伴随着啤酒馆里蒸腾的喧沸。
笑声、碰杯声、巴伐利亚民谣的片段，以及远处隐约传来的不和谐的激昂演讲余音。这些声波在空气中迭加、干涉，形成复杂的波形。
“所以，我们平常什么时候见面？露娜，你一般什么时候有时间。”伊丽莎白问我。
“霍夫曼先生让我周日休息。”
“那就周日上午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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