,就害怕万一有事儿。
苏利民就是要去还找陶军。
他想回城,虽然决定权在县城,但是公社也有推荐权。
陶军作为公社副主任,态度至关重要。
来到家属区,苏利民找了一个避雨的地方,将背篓放下,再一次检查一下东西。
五个水果罐头、两条毛巾,一条牙膏还有两块香皂、一包麦乳精、和一包奶粉。
他知道陶军的孙儿刚刚出生,好像媳妇身体不好没有奶水。
当然除了这些日用品以外,最主要的是有一瓶五粮液和用报纸包好的四包红塔山。
以及用信封包好的30块钱。
哪个干部经得起这种考验?
苏利民的家庭条件还是不错的。
特别是父母住在羊城,又有稳定的事业,比起现在在红旗公社农场的那些知青家庭条件也好多了。
苏利民的母亲胡琴做的最后悔的一件事情,就是当初知青下乡的时候,没有想办法让苏利民给留下来。
他母亲把责任全部归结于苏利民父亲苏建康的头上。
胡琴责怪苏建康头脑迂腐,不懂得变通。
领导给你两毛钱让你买一斤面粉,聪明的买1毛8一斤的自己揣两分钱在兜里,老实的买两毛钱一斤的。
他和苏建康倒好,还自己贴了一毛钱买2毛8一斤的。
非要让儿子去最穷最苦的地方去接受社会主义再教育。
说这是为了儿子好。
结果是苏建康的很多同事的子女都想方设法留在这城里,又或者是只是在附近农村下乡。
只有苏利民跑了那么远,来到了西南边的江州市江城县红旗公社插队。
胡琴心疼的不得了,不断的给苏利民寄东西、寄钱、寄信。
就是希望儿子在插队的时候日子能够好过一点。
刚刚下乡的时候,农场还管的比较严格。
父母寄过来的东西,都被扣在了农场领导那里,除了家书可以送到手上以外,其他的东西一律都不给。
不过这种情况从前年开始就好了很多。
1978年,国家召开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。
决定调整政策,逐步缩小上山下乡的范围,有安置条件的城市不再动员下乡。
并且条件成熟的,安排返乡回城市。
虽然上山下乡运动还没有结束。
但是农场这些知青的心早就散了。
农场也不再严格的把关,知青的父母或者是亲人寄来的东西都如数的发放在本人的手上。
苏利民的生活条件一下就好了不少。
糖果、罐头、香皂、牙膏什么的食品和生活用品一直都没有少过。
烟、酒什么的虽然寄不过来,但苏利民有钱可以买呀。
这些东西可以到江城县百货商城以及供销社去买。
买烟买酒不仅要用钱,还要用票。
酒票和烟票,只要有钱其实也好搞。
改革开放之后,民心思动,城里面的不少人已经开始动歪脑筋赚钱了。
有关系,有渠道的人已经开始铤而走险倒买倒卖烟酒票。
苏利民有钱用钱就可以买到。
他看着满满一箩筐的东西,肉痛啊。
五粮液他可舍不得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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